鏡頭

　　2013年12月28日，十二屆全國人大以常委會會議的方式，通過了《關於廢止有關勞動教養法律規定的決定》。《廢止決定》不僅廢 除了由國務院制定的兩份勞動教養“規範性文件”，還宣佈“對正在被依法執行勞動教養的人員，解除勞動教養，剩餘期限不再執行”。
　　從2013年初開始，中央和地方廢除勞教的聲音不斷傳出。中共十八屆三中會全《決定》中，甚至直接宣佈將廢止勞教。但直至立法機關最後通過的《廢止決定》，才算走完最後的法定程序。
　　執行了50餘載的勞教制度走向終結，制度的背後有多少“按鈕”需要放開？後勞教時期，還有哪些“類勞教”的治理思維需要轉變？
　　要廢止的是一個法律體系
　　作為一項制度，中國的勞教由一系列行政法規、部委規章、地方性法規等共同組成。其中1957年的《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》和1979年的《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》，均經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，屬於效力最高的法律層級。除此之外，尚有多部與勞教相關的下位規範性文件。
　　在全國人大官方網站的“中國法律法規信息系統”中，除上述國務院的兩個重要文件，涉及勞教的還有司法解釋及文件18條、部委規章及文件10條、地方性法規規章30條。
　　對此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、立法學專家李林認為，同批准的程序相對應，勞教的廢除也要由國務院提出關於廢止勞教的議案，再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。
　　在學者看來，由於1957年、1979年的兩部國務院文件法律層級最高，只要把這兩部文件廢止，整個勞教法律體系也會隨之瓦解。
　　不過，與全國人大幾乎同步，地方立法機構也開始對相關地方性法規作出清理。
　　在整個廢止程序中，由誰提出“動議”也頗具意味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、行政法專家應松年稱，與設立勞教時的流程相對應，由公安部向國務院提出動議比較合適。
　　對動議的提出，立法法專家李林與應松年的看法並不相同：“三中全會《決定》本身就能形成動議，以此為依據，只需啟動程序即可。”
　　呼籲多年，一朝被廢
　　單從2013年來看，廢止勞教確實是中央一次快刀斬亂麻的果斷之舉，但從社會各界對推動勞教廢止的種種努力來看，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。
　　早在1996年，中國政法大學行政法學博士宋爐安就發表論文《勞動教養應予廢除》，開啟了學界對勞教的反思。5年後，在北京大學的一場勞教制度研討會上，法律學者們對“勞教審批權應由司法機關掌握”達成了共識。
　　不過，直到2003年的孫志剛事件，勞教制度的弊病才被普通公眾所關註。那年11月，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斗上書全國人大，要求對勞教制度提起審查。此後，幾乎每年的人大、政協會議上，都有代表對改革勞教大聲疾呼。
　　2007年，69名學者再次聯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“廢除勞教制度公民建議書”，再引關註。
　　2012年開始，重慶的任建宇案、湖南的唐慧案等極端個案，令民間廢除勞教的呼聲日高。
　　真正的轉機出現在2013年1月。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，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透露“將停止使用勞教制度”。此後，無論中央還是地方，廢止勞教的步伐突然加快。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在京召開未滿一月，雲南省便率先宣佈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、纏訪鬧訪、醜化領導人形象三種行為的勞教審批一律停止，對其他違法情形的勞教審批也全部暫停。此後，廣東、湖南、浙江、山東等多地先後採取類似措施，部分地區乾脆打開勞教大門，提前放人。
　　治理思維待改
　　勞教走向終結的同時，關於社會治理的討論也開始漸熱。如三中全會《決定》中提到的國家“治理體系”和“治理能力”的轉變，廢止勞教，還只是第一步。
　　在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、勞教問題專家劉仁文看來，中央此番廢止的，只是狹義上的勞動教養制度。而在小勞教外，還有諸多不通過司法程序便剝奪人身自由的制度，比如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、針對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者的收容教養制度等。
　　劉仁文告訴記者，“2012年全國勞教場所關押的小勞教人員已經大幅度降至5萬多人，而關押的強制隔離戒毒這一類大勞教人員就有20多萬。在這幾類大勞教的適用對象中，如何對他們的合法權益給予足夠重視，將是下一步無法迴避的一個議題。”
　　對此，中國社科院的鄧子濱強調：“如果上述的這些制度不被廢除，那麼，已經廢止的勞教，可能借助其中的任何一項死灰復燃。這一點，必須警惕。”
　　體制內也傳出類似的聲音。去年12月，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召開的一次媒體座談會上，廣州市政協副主席、廣州中院副院長餘明永表示，針對賣淫嫖娼人員的收容教育制度雖不同於勞教，但未來也將退出歷史舞臺。
　　在學者看來，法治環境變化的同時，社會治理方式也需要轉變。
　　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向記者表示，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，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，這表明瞭國家治理方式將發生轉變。而從勞動教養到社區矯正、從高牆內到高牆外的轉換，也讓社會看到了治理模式在由封閉型管制向開放型引導的逐步變化。與此同時，法治思維也正在替代過去行政化的治理思維。
　　在廢止勞教的過程中，信訪改革的信號也在不斷釋放。“2013年初已把上訪人員從勞教對象中拿走；然後，又取消了各地的信訪排名；之後，還會把信訪導入司法程序，並且建立終結機制。”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認為，這種轉變也是加強法治的一種信號。（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）
　　（原標題：廢止勞教：從管制轉向治理）